襄阳第一所新式学校，当属创办于1897年的鸿文书院
1、开启蒙童
1891年，祖籍挪威、后定居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哈尔沃·朗宁(中文名字为穰福林)等一批牧师，受基督教美国西差会委派来到襄阳传经布道，并在这里建立教会组织——鸿恩会。两年后，在穰福林倡议下，依托鸿恩会在樊城河街郑公祠内开办了一所蒙塾义学，主要为教友子弟和收养的孤儿提供读书的机会和条件。招收的学生年龄大都为6至10岁不等的启蒙学童。“外称义塾，招市中子弟，内为贫儿院。有会内之学生、会外之学生，每年有三十多名，会内之学生最多时有12人。”主要课目和教学方式与当时的其它私塾相类，授以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琼林》等书，重背诵轻讲解，“占哔咿语，送混沌之岁月”。这所蒙塾义学看似与当时襄阳众多私塾没什么区别，但由于校长是外国人，教师中也有外国人，所以自诞生之日起，它便无形中被植入了“洋”教育的基因，结缘了当时尚未为人知的“新式教育”。
当时襄阳的教育，依然沿袭着千百年来的模式，如儒学、书院、义学、社学、私塾等类。学习内容为清廷颁行的《诗》《古文辞》《十三经》《三通》《四子书》《性理大全》《大学衍义》《历代名臣奏议》等，并严格规定：若非圣贤之书，不立于学宫，士子不得诵悉。所以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，上自皇子下至普通书生学习的内容几乎相同，许多经书能够倒背如流的士子大有人在。书生们学完指定内容需要20多年时间，读书的前途是进士及第。书生是轻贱劳动的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如果在科考中不利，连生存都会有问题。因此，百姓有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之说。
2、中西对碰
在鸿恩会开办的这所蒙塾，由于“洋”基因的植入，注定会发生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摩擦和碰撞。1896年，当外籍女教师建议为学生们开设唱歌课时，便遭到以传统文人丁芝山为代表的塾师们激烈反对。“传统派”与“革新派”展开了空前论战，丁芝山一度以罢课相要挟。后经校长穰福林数月的疏导、调解，“传统派”妥协，论战才得以平息。在襄阳的这所蒙塾学堂里，自此开始破天荒地奏响音乐课的旋律。
随后，“洋”教师们又乘胜开设了算术、地理、幼童卫生学和万国史(世界史)等课目，“洋”义学里开始有了“新式学堂”的味道。“是时，实由单纯性质，变入混合性质。以言教科，则中西混合焉；以言学生，则内外混合焉。”
1900年，席卷全国的“西学”风潮来到了襄阳。樊城的“洋”义学随即向社会宣称自己是一所西学校，称“中西学馆”。增设高等小学，租用河南会馆旁边“广厦大宇，几净窗明”的民房作为高等小学学生的教室。还从山东聘请来了郑峨作高等小学教师，当年招收了学生4名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庚子事变的爆发，洋校长、洋教师们在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怒吼声中全都黯然离开了襄阳。襄阳新式学堂陷入停顿。
1902年，中西学馆恢复。校舍设在樊城樊侯祠，学生餐宿其中。学校从山东聘来教员孙登云，掌管校务。此人“为人踔厉风发、校规务为严整。其为教，尽学生之长。课余闲谈，辄以科学常识相灌输，学生获益不浅。”1903年，校方又聘请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卻仲孚先生为教师。卻老师不为传统守旧势力所左右，按照新式学校的标准，锐意改革，又增设了数学和英文等课程，学校从此别开生面。“学科之区分，功课表之分配，一如最新式学校，而体操尤为出色当行。学生乃始见学校之新空气焉。”至此，襄阳第一所新式学堂已具雏形。
3、勤工俭学
学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，直到1910年才正式命名为鸿文书院。校名缘由是这所学校被视为鸿恩会在襄阳产的“宁馨儿”，故从母得姓，名为“鸿文”。这一年鸿文书院加入了华中基督教教育协和会，由此学校管理章程、课程设置等，均服从于华中基督教教育协和会的规定。办学的宗旨以“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，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”。提倡勤工助学，“欲培人自助之志，增人求学之机。”反对“中国之少年，有钱者，始能读书”的教育机制。鼓励学习西方教育，不可轻贱劳动，勤工俭学，“以服役作工而易学资”，“使学生以执校役以代学费”。
1912年，鸿文书院由高等小学加入中学一、二年级，更名为“鸿文中学”。
1914年，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，学校新建教学楼一栋。可以分设6个教室，每间教室可列座20余人。可分作12间宿舍，每间住宿学生3到4人。四周为环形走廊，“有高大华敞之观”。学校设有食堂、浴室、图书报刊阅览室等生活和学习设施。后又建上下为房各九的“九间楼”一栋，集中改善了教师们的住宿条件。校园修有一片不小的草坪，还有一个更大的操场，给学生提供课余时间活动和开展体育运动的场所。从此，这里便成了鸿文中学的永久校址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鸿文中学区分学级。分设高等小学三年，中学四年。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，加聘张定伯等一批科学、英文、图画、体操教员。这年底高等小学正式毕业生10人，补领文凭的7人。学校首次开始为毕业学生举行正式的毕业典礼。
直到1923年，鸿文中学的教学计划、管理制度、教员编制及毕业年限才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这时的校长是该校创办者穰福林的儿子切斯特·朗宁。这位襄阳生、襄阳长，曾在鸿文书院度过童年时代的加拿大人受聘回母校任职，从1922年到1927年，不仅为鸿文中学建设倾注了心血，而且见证了中国的大革命时期。
这个时期鸿文中学的教师结构仍然延续中西结合，基本由两部分人构成：一部分是教友，如董曦辔、马游、潘慧庵、张定伯等，他们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，也有的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、武汉的文华大学、长沙的信义大学等教会所办学校。另一部分则是科举时代的贡生，人们尊称为贡爷，如孟觉、张南楼、童子善、徐晓风等。学校管理层如校长、校监等，也是中外混编、互相制约，充分体现“中西合璧”精神。因而课程方面除国文、修身、经史、古典文学之类的文史课，又有英语、算术、格致(科学)之类的数理课，还有旧约之类的宗教课。
4、传播革命
同时期的襄阳，除鸿文中学外，还有淑华女中、第十中学(鹿门中学)、省立二师等几所学校。北伐前后，由于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，学校师生中民主爱国思想日益滋长，特别是肖楚女来省立二师执教，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迪襄阳学生心灵。鸿文中学也许对西方民主思想接受的更早更多，宁静的校园率先沸腾起来，一些进步师生走出校园加入了民主革命斗争行列。鸿文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，与其他几所学校共同成立“学联”，开展有关学生的政治、文化、宣传教育活动，成为中共在襄阳最初的几个据点之一。鸿文中学的学生如高如松、董振、潘虹等，成为最早的几个党员，随后董曦辔、马游等教师及一批学生也加入了中共。
北伐战争节节胜利，党组织为配合军事进展，在1926年夏，将省立二师、第十中学、鸿文中学等校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派往各县发动与推进农民运动，这对发展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起了极大作用。
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变之后，中共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，鸿文中学也在宁汉合流的形势影响下停办了。1928年，鸿文中学复学之后，名称改为私立“岘北中学”。1952年市政府正式接管，更名为“湖北省樊城初级中学”。1956年被市政府定名为“市第一中学”。
